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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共产党员

文章作者:admin / 发表时间:2021-07-19 / 点击: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大地副刊邀请5位作者撰文,回忆他们入党时的难忘经历,讲述一名共产党员的奋斗与追求。这5位作者中,有的是年近九旬、有7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有的是今年刚刚光荣入党的新党员;有的曾留学海外,毕业后毅然回国,决心“为国终身科研”,有的虽然年轻,却已成长为工作骨干……虽然他们入党的时间有早有晚,香港3o码期期必中,奋斗的岗位各不相同,但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他们,是我们9500多万名党员的缩影。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不管个人的能量是大是小,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每名党员都可以为党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8年10月10日,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约好的地方,负责“带”(地下工作时对联系工作的称呼)我的刘枫同志宣布,组织上批准我与另一位秦同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现称预备)党员。

  是时我差五天年满十四岁。我在1945年底首次见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方面工作人员李新同志,并受到深刻教育。此后,我与自己所在学校的地下党员何平同志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作为没有组织身份的“进步关系”,在何平同志毕业离校后,我们转关系由刘枫同志带领。

  1948年我与秦同学结束初中,考入位于地安门的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河北高中一直有党领导的传统,“一二·九”时是这样,解放战争中更是这样。19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时表演了解放区的《兄妹开荒》等节目,有三十多位同学被逮捕囚禁迫害,党组织遭到一些破坏。我与秦同学的考入,提供了弥补损失、增益地下党工作的可能性。

  我的入党时间大大超出了我自己的预期,我很庄重,也很激动。刘枫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气节教育与用智慧战胜敌人的教育,并宣布我的候补期到1952年我年满十八岁为止。

  当然,在敌占区,在敌人疯狂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宣誓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文件,我们只有一个心,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政权,解放苦难中的国家人民和我们自己,创造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未来。

  那天,我步行回西四那边的家,一路上我唱的是冼星海、安娥的歌曲《路是我们开》:

  这就是少年王蒙地下入党时的代誓词。我一遍一遍唱了差不多三公里。至今已经七十多年过去了,但这歌声似乎依然嘹亮地回响在地安门、北海后门、东官房、厂桥、太平仓(现在是平安里)、报子胡同(现在是西四四条)这条路上,更回响在我的心里。

  三公里的路上,墙上到处贴着“肃清匪谍”等标语,并且时有华北剿“匪”司令部的所谓执法队敞篷汽车驶过,整个车上的人全副武装。那时候的说法是,只要抓住了“匪谍”,此执法队有权不经审判就地处决。

  这些背景与音响,构建了我入党宣誓的移动会场的战斗氛围。不用说,到了一个少年人这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也就崩溃在即了。

  此前,在北大四院礼堂,我看过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我知道了诗人光未然与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名,从而也看着简谱,学会了《路是我们开》。

  在中法大学礼堂,我看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放映的《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一九一八》。在北大“孑民图书馆”与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六二图书馆”,我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

  党在北平的中学地下工作,最有声有色的当数河北高中。我与秦同学入党不久,遭到残酷的河北高中便成立了一个新的地下平行支部。而解放后,我才知道刘枫同志的通用名是黎光,他是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长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

  路是我们开哟!从前辈共产党人算起,这条大路已经走了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广。成绩越大,挑战也就越多,然而前途显见是光明灿烂的。创造新世界是艰难的,开路的成就感天动地,拓展与保卫、发展与壮大我们的事业,则是更加艰巨宏伟的任务。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吧,趁热打铁就一定能成功!

  不时有人问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我想,最深的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是“责任”,二是“动力”。

  我是一名80后,我的工作是从事核能放射化学、包括辐射防护的应用基础研究。这份与“核能”密切相关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也许非常神秘,但我当初选择这个专业的理由却十分“单纯”:我在学生时代有些“偏科”,因为钟爱物理、化学两门课,才选择材料化学这门交叉学科。我2007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去国外留学,其间从事了多项放射化学基础研究,对该领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意识到,我国放射化学基础研究薄弱,技术储备不足,研究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这一切,时时牵动我的心。

  我对我们国家核能领域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耳熟能详。这些老一辈科学家在当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科研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取得“两弹一星”等震惊世界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钱学森先生、邓稼先先生、于敏先生的事迹尤其让我铭记于心。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从他们身上,我不仅感受到科研人的睿智、中国人的骨气,更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想来,我对党的情结,从那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在国外求学期间,我曾数次回国,清晰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核能领域的重视,心中认定了国内正是一片能够发挥我所长的热土。2013年,我正式加入苏州大学,进入由我国放射化学家柴之芳院士领衔的、具有鲜明核特色的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将我的研究方向从当初好奇心驱使下的“放射化学基础研究”调整为面向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及核安全重大需求的放射化学应用基础研究。研究方向的转变也带来心态的转变,我感到我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有了更紧密的联系。面对研究中的种种风险,我们坚持“真枪实弹”的研究,努力面向应用研究开发,并取得一些科研成果。

  在这个时期,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苏州大学党组织的关心支持。在多次参与党支部组织的活动并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我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为国终身科研,为党终身工作”的决心。2020年6月29日,我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从戴上党徽的那一刻起,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甸甸。自这一天起,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对我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位科研工作者的愿景,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的身份,新的起点,我当砥砺奋进,在“科研报国”的道路上不断攀登,不断前进。我坚信:“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在我的长篇纪实作品《娘》里,我写到了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向汉英大婶娘。向汉英大婶娘的形象,是我对党最初最真最朴素的认识和感受。

  小时候,由于父亲早逝,家境贫寒,母亲和我们几兄妹经常被欺负。一被欺负,母亲就会去找村里的向汉英大婶娘哭诉,向汉英大婶娘就会带着母亲去找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家,批评他们,并让他们给母亲赔礼道歉。我问母亲,你为什么一受委屈就找向汉英大婶娘?大家为什么都听大婶娘的话?母亲说,向汉英大婶娘是村党支部书记,是村里最公正的人,村里的大务小事,都是大婶娘管,村里的难事,都是找大婶娘解决。

  在我年幼的日子里,向汉英大婶娘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母亲受欺负时,是向汉英大婶娘第一个来安慰;我们有什么三病两痛时,是向汉英大婶娘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缺粮断炊时,是向汉英大婶娘第一个给我们送来救济粮、救济款;母亲外出未归时,是向汉英大婶娘把我们兄妹接到她家去吃住;过节时,向汉英大婶娘会给我们送来一碗她家的肉、蛋或其他好吃的,每年春节,还会特地从乡政府要来肉食补贴,给我们送几斤肉过年。向汉英大婶娘安慰母亲时,总会说这样一句话:“不要怕!有党和政府。”向汉英大婶娘给我们送来救济粮、救济款和过年的肉食时,也总是不忘叮嘱:这是党和政府送给你们的,是党和政府对你们的关心。

  所以,很小我就知道,党和政府是我们的靠山,有党和政府,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就不会挨饿受冻、不会受欺负。从向汉英大婶娘这位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看到了党的形象。后来,长大了,我越来越深刻体会到,每位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都关乎着党的形象、代表着党的形象。向汉英大婶娘这位普通的村党支部书记,让我对党有了最真实的感受、最朴素的感情和最深沉的感动。相信党,紧跟党,不负党,成了我和我们一家在人生道路上最坚实的情感基础和最强大的信仰力量。我大姐、哥哥、大姐的两个孩子、哥哥的四个孩子、二姐的三个孩子,全都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一员。

  而我,在大学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工作后不久,又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二十多岁时,我成了湖南省政协委员;三十岁出头,我成了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的4月19日,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且在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特殊而重大的日子里,在党旗下庄严地向党宣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如今我终于梦圆!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社区要组织歌咏比赛,选择的曲目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近些日子,每天早上,我家楼下的小花园里都会响起这首歌。

  伴着窗外那熟悉的旋律,我这个在党整整三十年,军装穿了四十三年的退休文艺老兵,一遍遍问自己:这些年来,你都为党做了什么?

  二十年前,我受邀担任电影《惊涛骇浪》的编剧。1998年,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洪斗争,是一次守初心、担使命的伟大实践,www.602722.com。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九江堵长江决堤,簰洲湾转移分洪区群众,都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成的大事、难事。这场斗争中形成的伟大抗洪精神,更值得用光影永恒地镌刻下来,供后人重温和铭记。领受创作任务后,我进行了长达四个半月的采访工作,跑了六千多公里,人物采访了三百多人次,剧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

  《惊涛骇浪》公映于非典疫情发生的前夕。后来,有关部门意识到这部电影具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凝聚人心的特殊作用,决定马上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这部刚刚公映的电影。这个决定收到了极好的社会反响。这部电影后来获得了中国电影的几乎所有重要奖项。这次成功实践,让我意识到了电影这门光影艺术的巨大影响力,更让我认识到用电影记录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斗创业的重要意义。因为这部电影,我从成都军区的专业作家,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职业编剧。从此,我开始了用光影为党和人民谱写颂歌的特殊人生。

  此后二十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主旋律电影剧本的创作中。汶川大地震后,我六赴灾区,经历四次六级以上的余震,几次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深入采访,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惊天动地》。为了记录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我追踪采访八年,十一次改写重写剧本,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飞天》。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伟大工程,需要用电影艺术来呈现。

  201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那年春天,我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血战湘江》。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进行的湘江战役,在党史、军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湘江战役中,虽然我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因此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认识到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多么重要,由此为后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这样一个重大战役,应该用艺术来好好呈现。能够用电影的形式描绘湘江战役这段历史,是我作为一名作家和编剧的光荣。

  这几部电影后来都拍摄公映了,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观影人次都超过了三亿。用光影艺术,把党的故事讲给更多人来听,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所在。

  现在,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我这个文艺老兵,将继续吟唱新时代的光影颂歌。这是一名文艺战士的责任,更是光荣的使命。

  2007年,在山东海边长大的我,和丈夫来到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安家,成为南梁镇高台小学的一名80后教师。

  一踏上南梁这片红色热土,我的内心便涌动莫名的激动。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二天,我来到南梁革命纪念馆参观。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梁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段历史,在南梁革命纪念馆里有详细介绍。但在当时,纪念馆里能够系统讲解这段革命历史的仅有馆长刘玉郝一人。刘馆长的地方口音重,当时我就想,如果要把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历史讲给全国人民听,纪念馆就需要补充会讲普通话的讲解员。一个月后,华池县招聘专职讲解员。得知消息后,我马上报了名,并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华池县第一批专职讲解员。

  语言问题是我讲解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老馆长刘玉郝是我学习讲解的老师,但我听他的讲解比较吃力;游客们讲什么,我一开始也听不懂,更谈不上沟通互动了。同时,我的普通话夹带着山东口音,发音也不标准,影响了讲解效果。

  于是,我一边跟老馆长现场学习,一边找相关资料做功课。白天老馆长讲解时,我用手机录下来,晚上请同事帮我“翻译”,一句一句学习、整理。一有时间,我就听广播练习普通话,看电视播音员如何播报、对着镜子练口型。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学习,我终于过了知识关和语言关,还整理撰写了南梁革命纪念馆第一本完整系统的讲解词。

  2009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那一年,我接待了一批来自陕北的游客,一位古稀老人的举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看到纪念碑上自己长辈们的名字时,老人掩面而泣。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断重复说:“谢谢你们,让世人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从那以后,每次带游客来到纪念碑前,我都会停留一段时间,带大家大声念出纪念碑上革命前辈的名字,用心致敬这些最可爱的人。我更加认识到讲解工作的意义,为从事这份工作而感到自豪。

  很多来南梁革命纪念馆的参观者都是怀着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他们希望重温波澜壮阔的陕甘边革命历史,追忆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这给我们的讲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提高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而且要创新性地开展工作,让游客不仅能够系统了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故事,而且能够通过不同的形式,体验与感悟历史。

  每次讲解之前,我都会尽可能地去了解服务对象:他们从哪里来,哪个年龄段的居多,从事什么职业等。这会帮助我尽快确定讲解的方向和重点,也有助于增进我与游客之间的交流。

  如今,我已为近三十万名参观者宣讲了陕甘边革命历史,并带起了一支业务过硬的讲解员队伍。我们要用心讲好这一段革命历史,让更多人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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